数字时代,如何维护公平正义、提升治理效能,成为一道必答题。2003年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在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白准确地提出,建设“数字浙江”是全方面推进全省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并将其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加快实施。同年出台的《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年)》,系统明确了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随之启动,为数字法治埋下奠基之种。
20余年来,浙江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走出了一条从技术应用、流程的优化到体制机制重塑的演进之路,为全国数字化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浙江方案。
今天,数字化正深刻重塑法治的面貌:以“协同、数据、智能、监督、服务”五位一体为引擎,“数治”为善治持续赋能。政法机关的新质战斗力由此跃升,“法治浙江”正崛起为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在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的统计日志上,2025年的几组数据为“让数据多跑路,让民警少跑腿”写下了坚实注脚:
法务代办4076次,每次为民警节省约3.5小时,累计14266小时仅这一项就等于释放了7.13名民警全年工作量。
邮寄送达24741次,累计节省超1.2万小时,仅燃油费就节约12万元。
执法效率明显提升的背后,是义乌一体化办案中心和浙江省政法协同平台系统的持续迭代与效能升级。
变革始于2008年。在义乌,从派出所一间“三区分离”的改造房起步,2015年成为“三位一体”执法规范化试点。2018年建成全省首个一体化办案中心公检法司全面入驻,银行、评估估价等机构同步接入。中心负责的人介绍:办案流程从“串联”变为“并联”,刑事办案平均时长缩短29.4%,执法问题源头发生率下降35%以上。
如今,一名辅警能顶四个人干的活儿:文书线上流转、案卷电子化推送、邮政E送达、线上法律援助“中转站”、线上调取法院判决书,在办案系统里一键就可以完成。办案民警金祖灿说:“以前需要来回跑腿的事,现在只要点点鼠标。”
“流程重塑不仅在于提速,更在于通过智能手段嵌入全过程监督。”办案系统负责人楼海彬介绍。系统内置257个预警模型,可实时监测执法环节。系统上线以来,累计下发预警问题20余万条,闭环率达99%以上。现在,每月的执法预警问题已从2020年初的1000余条降至200余条,执法质量显著提升。
义乌常住外国人口达1.5万人,翻译尤其是小语种的翻译资源丰富但较分散。为此,义乌借助小语种优势,搭建了全省在线翻译共享平台,嵌入省厅执法办案系统。45名译员、27个语种,覆盖98个国家和地区,涉外案件平均翻译响应时间压缩到30分钟以内。“以前找个小语种翻译,打一圈儿电话,少则三小时,多则半天。现在有了翻译共享,随时可联系到翻译,随地可提供远程翻译服务。”义乌干警王铮回忆道。该平台已贯通义乌6个远程服务点和全省60个区县142个办案场所,给全省涉外执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办案流程全面提速的同时,浙江还直面另一个顽疾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处置。长期以来,保管处置难、协调难度大、风险隐患高三大难题始终存在。
“过去民警扣押一批涉案茶叶,得自己找地方存放,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法院,财物要跟着跑好几个地方。遇到易变质的茶叶、非标油,等判决下来,往往已经贬值。”浙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总队长胡耿坦言。
此外,虚拟货币、文物、艺术品等新型涉案财物不断涌现,传统处置模式完全“接不住”。加上公检法财等多部门职责不清、数据壁垒林立,权力边界不明、权利救济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
2018年1月,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以“政府理念创新+政务流程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性变革正式启动。
“浙江构建起以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为主干,横向协同公检法财等十余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所队四级的涉案财物一体化处置平台。”胡耿向记者介绍。如今,涉案财物实现了“一地保管、一体流转、一键处置、一站监督”的业务闭环。查封、冻结令在线核验执行,全量物品清单随案线年,浙江率先在海宁、诸暨等地试点“三中心”即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共建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到2018年,全省建成70个跨部门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实现三家统一保管。“以前案件移交时,财物也要跟着搬家。现在财物不动了,责任通过线上流转。”胡耿说。
更让民警暖心的是远程示证功能法庭审理时,法官可调取涉案财物的高清影像甚至三维建模,无需将实物搬上法庭。“去年一起价值上千万元的珠宝案件,是通过远程示证完成质证。”省公安厅干警介绍。
目前,全省90%的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实行“普通财物高于专业仓储,贵重财物适用银行金库”的标准化管理。“保管员都是管银行金库出身的”,胡耿说,“比如,扣押的车辆必须每周发动一次,每月行驶一圈。”
针对鱼类等鲜活水产品易腐烂变质的特点,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取样送检,检测合格后即启动先行处置程序,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拍卖。如杭州西湖景区公安分局在办理一起假冒“西湖龙井”茶叶案时,通过先期处置程序实现快速变卖。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种创新的处置方式,既确保财物保值增值,又节约财政资金,“社会效果和经济的效果与利益都看得见、摸得着”。
目前,浙江全省注册仓储机构37家、代销机构11家、估价机构48家、审核机构79家、处置机构62家、网拍机构2家,与政法办案系统实时对接,实现涉案物品全流程高效处置。平台建立以来,涉案财物平均处置周期大幅压缩至28天,处置及时率提升78%,在库管理率下降46%。改革仍在继续下一步浙江公安将重点解决虚拟货币等特殊财物的保管问题,并将管理范围扩大到行政案件和嫌疑人随身物品。
在省公安厅的会议室里,胡耿指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据说:“数字法治改革,本质上是办案流程的再解构与再重构。从物理集中迈向数据贯通,从串联协同转向并联运行,从人工驱动升级为智能嵌入每一次跨越,都直击提升执法效能的痛点与堵点,加快构建专业+机制+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
浙江一位基层法官这样描述自己过去的日常工作状态:“案卷堆积如山。案情稍一复杂,证据材料就是厚厚一摞,复印既花钱又费力。卷宗堆在地上,足有一人多高立案、送达、审理、执行,每个环节的困难都在拖累司法效率。”
今天的浙江,这样的场景正慢慢的变成为历史。2017年8月18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在杭州成立,首创“网上案件网上审”模式,推出异步审理、司法区块链、电子送达等创新机制,审理了“区块链存证第一案”等标杆案件,为涉网纠纷解决及全国在线诉讼规则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徐乐盛表示:“杭州互联网法院与全域数字法院改革是局部探索与整体变革的关系。前者蹚出了路子、总结了规则;后者则将前者的盆景转化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风景,共同构成了浙江数字法治从破冰到融通的完整拼图。”
2021年2月,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标志着“数字浙江”建设进入“数字化改革”新阶段。与以往不同,这一阶段聚焦政府、经济、社会三大数字化转型领域,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在政法领域,构建了“1452”工作体系:一个全省统一的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党管政法、平安综治、法治建设、队伍建设四条主干“跑道”,云、网、数据、组件、模型五大基础底座,理论与制度两套保障体系。该平台纵向贯通省市县三级,横向联通公检法司及信访、人社、卫健等部门,集成12套业务系统,实现18大类350余个业务协同,政法数据共享满足率达99.5%,初步形成政法工作的“数字省域网”。
浙江法院全方面推进“浙江全域数字法院”改革。“改革坚持数字赋能与制度重塑双轮驱动,遵循顶层设计试点突破系统集成全域推广标准输出的清晰路径”,省高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省150个业务场景、107家法院、1.5万名干警在同一平台上办案办公,实现审判执行活动全程在线监管。
依托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浙江法院全面实施无纸化办案。2025年,全省网上立案198万件,卷宗编目3898万批次,通过科技法庭累计排期92万次、开庭81万次,无纸化办案率达99%以上。
无纸化办案为审判业务数字化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以台州市黄岩区法院为例,通过审判服务中心集约22项辅助事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缩短7.4天,辅助事务时效提升35.3%。电子送达平台将传统耗时数周至数月的送达压缩至6小时以内,成功率超过95%。“以前等一个快递都要好几天,现在判决书当天就能收到电子版,真有点网购的感觉。”一位当事人如是说。
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基金小镇法庭引入人工智能法官助理“小智3.0”,实现金融借款纠纷“十案联审”,30分钟完成原本需两天的庭审。运用“凤凰智审”智能审判辅助系统,金融案件平均审理时间较传统方式缩短39.4%,“凤凰智审”的应用已向民事、行政、刑事领域拓展。绍兴柯桥“版权AI智审”提供单图溯源、创新比对;临海、温州鹿城“行政非诉智审”将法官办案耗时从7至30天缩短至10分钟;温州中院“危险驾驶罪智能审判”形成快办快审模式智慧法院建设的成效还在持续显现。上城法院法官王志感叹:“过去一天埋在案卷里也办不了几个案子,现在系统自动生成文书、推送类案,我可以把精力真正花在判断上。”
当前,浙江法院正处在从无纸化走向智能化的关键阶段。智能化贯穿办案全流程:智能立案系统通过问答自动生成起诉状,全程不足20分钟;语音转写同步生成庭审笔录,书记员不再“敲到手酸”;司法区块链将电子合同哈希值锚定存证,任何篡改无所遁形;“类案推荐”准确率达70%,为法官减负增效。同时,“法官律师办案动态监管”系统实时分析交互数据,捕捉不当交往苗头,实现从“人盯人”到“数据盯人”的监督变革。
执行是司法公信力的“最后一公里”。“以前,法院的查封措施仅限于限制过户,但无法实际找到车辆,很多被执行人也不会主动配合交付车辆。”嵊州法院相关负责的人介绍。为破解困局,嵊州公检法共同协商,建立了机动车查控处置“一件事”。当嵊州法院需要扣押车辆时,只需将扣押请求及法律文书发送至公安机关,由其排查车辆轨迹、研判动向、指令扣押并交由法院处置。
浙江推进“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构建“在线执行”新体系,涵盖不动产处置、机动车查控、失信联合惩戒等20余个子场景。“智慧执行2.0”系统横向对接自然资源、住建等10余个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村五级。
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数字红利”,是“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法庭”在全省落地开花,已经建成2万余个,通过“一屏一线”将司法服务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同时,法院系统与“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协同,全面融入政法一体化办案体系。
浙江的实践证明:当技术遇见制度,数据穿透层级,协同打破壁垒,司法的面貌可以被彻底重塑。这场始于省域的实验已经走向全国,为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全国法院“一张网”提供了重要实践经验。正如浙江高院的一位改革亲历者所言:“我们不是在给传统司法做一套数字化外衣,而是在重新发明司法这件事本身。”
过去,社区矫正主要是依靠“腿跑嘴问”对严格管理的对象,一般每半月当面报告一次,每月至少实地查访一次。“人去了哪里,根本无从核实。”一名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回忆。更棘手的是“人机分离”:有人将定位手机交给家人,甚至挂在宠物身上,自己却跑到外地。
人员力量与监管对象数量严重不匹配。浙江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负责的人介绍:“全省正式工作人员仅486人,要管理近5万名矫正对象,平均一人管100多个。有的司法所,一人要管300多人。”杭州亚运会期间排查显示,全省有79个司法所的矫正对象超过100人。
历经多年迭代,从技术应用、流程的优化,深入到体制机制重塑、制度变革和理论创新,“数字浙江”战略已实现从蓝图到施工图的跃迁。在此过程中,“智慧矫正中心”创建正是典型例证。
走进浙江省社区矫正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每名矫正对象的位置,一个绿点代表一个正在接受监管的人。“我们给他画个电子围栏,就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技术人员演示:打开系统,选中一人,鼠标在地图上划定活动区域不能出活动范围,不能进入敏感区域。一旦越界,系统自动报警。
“一次系统报警显示,一名对象在同一位置停留24小时。核查发现,他把手机放在家里,人已到外地。”该负责人说,这类“停留超时”预警成为发现人机分离的重要线索。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从人力密集到数据驱动,“电子围栏”实现了监督管理模式的系统升级。在法治框架下,技术方法精准界定了“限制”与“自由”的边界过去靠文件和人工判断,如今被编码为算法和数据,变得可执行、可追溯、可校验。
2022年,宁波市矫正对象网约车司机老王接到一个大单,需要临时离开本市。按规定,请假须提前申请获批。但老王信用分高,在矫期间从未违规。“你直接去,回来补手续。”工作人员当场同意。
这是浙江在全国首创的“信用矫正”机制。“习在浙江工作时提出建设信用浙江。我们想,矫正对象也要讲信用。”工作人员解释,系统根据日常表现打分遵纪守法加分,违规违纪扣分。信用分高的矫正对象可享受便利:紧急状况先走后补手续,部分地方还推出了景区优惠、停车优惠等措施,激励社区矫正对象诚信守法。
更重要的是,这一信用分可对接社会信用体系,为贷款、就业提供支持。“以前矫正对象信用记录是黑的,想贷款创业很难。现在表现好、信用分高,银行愿意贷。”工作人员说。宁波一个由矫正对象自发组织的互助会,已筹集善款近200万元,开展“以矫助矫”活动,专门帮助困难矫正对象。
智慧矫正系统不仅注重监管,更着力于教育提升。平台与高等院校合作,打造学历技能双提升课程。矫正对象可在线学习,考试合格后获得由教育部门监制的高中文凭,或提升大专、本科学历。去年,全省有五六千人通过这一方式提升了学历。
在浙江省社区矫正指挥中心的大屏前,工作人员指着那些跳动的绿点,缓缓说:“我们依法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就是要确保那些需要被管控的人,跑不掉;那些想要回归的人,回得来。”
从“数字法治化”到“法治数字化”,浙江的探索实践不仅是一场技术赋能治理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次法治文明形态的跃迁。它以数字为尺、以法治为魂,在保障发展、守护正义、润泽文化中,勾勒出数字时代治理现代化的清晰路径。
浙江的数字法治改革仍在路上。下一步急需回答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技术还能做什么”,更是“法治需要技术如何做”。唯有当数据真正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当算法辅助判断、而非替代判断,这样的数字时代,才配得上“公平正义”四个字的分量。